开盐城发票【 QQ:484811449 手机/微信:18312589894 陈经理】胆道系统肿瘤是异质性非常高的肿瘤，它包括肝内胆管癌、肝外胆管癌、胆囊癌，这些肿瘤的生物行为和临床表现差别非常大。
肝内胆管癌在近几年有逐渐上升的趋势，手术切除是唯一可行的治愈办法。晚期肿瘤我们依赖联合化疗，主要是乙烯他滨、吉西他滨、勃列联合，这两年靶向药物在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尝试。
2011年我和同事在麻省总院，第一次发现在肝内胆管肿瘤IDH1的突变有非常高的频率，高达20%-25%，IDH2的突变相对频率低一些，而且这个IDH1的突变完全局限于肝内胆管癌。
这个发现很快带来了这个领域的进步。我们从临床机制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最主要的是将针对IDH1和IDH2的靶向药物同时进行开发，通过一期临床试验，我们看到了非常可喜的早期结果。
我们很快把这个药物进行了三期临床试验，在病人接受传统化疗已经失败的情况下，他们接受IDH抑制剂或者安慰剂的对照，我们看到由于IDH抑制剂，无进展存活期得到非常有效的延长，无进展的风险被降低了63%。
所以，我觉得这个药物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胆管肿瘤靶向治疗的新突破，也希望能够得到美国FDA还有其它国家的批准。
第二个非常有意义的靶点叫FGR2，这是纤维细胞受体，是一个染色体融合的表现。通过非常精确的现代化检测手段，我们完全可以检测到，在胆管癌中，这个这个基因存在的频率大概在10%-15%。
很多FGFR抑制剂都在临床中得到很好的开发，肿瘤缓解率高达20%。
正因为如此，有至少三个特异性的FGFR抑制剂在三期临床试验，我希望将来成为一个对胆管癌病人有效的靶向治疗方案。
对抗药性也已有了解决方案
从我们对靶向药物研究得到的启示来看，所有的靶向药物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所谓抗药性，影响了有效性。在麻省总院，我们通过对于病人样本的分析，对于血液循环DNA的检测，还有对于临床前动物模型和细胞细胞株的鉴定，对于药物的抗药性做了详细的研究。
我们门诊的一个病人在接受FGFR抑制剂的时候，肿瘤缓解达到了50%，但是在6个月的时候出现抗药性。但我们有第二代FGFR抑制剂。
这个病人在一开始接受第一代FGFR抑制剂的时候，他有12个月的疾病控制，有了抗药性以后，当病人接受第二代药物的时候，他又有13个月的时间有肿瘤缓解。
所以，这个病人从一开始接受FGFR抑制剂到最后的进展实际上已经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同一类药物），这给我们临床提供了非常好的进一步开发的依据。
我刚刚提到了IDH和FGFR，只是我们现在成功的两个例子。在胆管癌中还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是相对于更少见的一些重要靶点。比如说HER2的扩增、BRF的突变、NCHKT的转位、BRHKT的突变。
这些突变和基因的融合，都给将来在胆管癌的进一步研究，做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性依据，我希望今后这方面的研究会有更多的突破。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要信息是：肝癌在早期完全是可以治愈的，即使是晚期，我们现在也充满希望，因为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我们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的实际意义。
现在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在临床中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也已经有了初步的成功，同时在联合应用上已经开始了新的起步。
通过我们今后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我希望病人在肝癌肿瘤中，将来能够受到更大的获益。
李太生：艾滋病诊治应该三位一体
从对艾滋病一无所知，到谈病色变，再到国际领先的治疗水平，中国艾滋病治疗在十多年间产生了巨大飞跃。艾滋病治疗的“中国方案”不仅让中国艾滋病病死率从2003年的22.6%降至2015年的3.1%，还成为国际范围内性价比最高的方案。李太生就是这份“中国方案”的倡导者，他建立起适合中国艾滋病人的“鸡尾酒疗法”，并主持制定我国首部《艾滋病诊疗指南》，确立了全国医生诊断、治疗艾滋病的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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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eased November 5, 2019
